对警察的期望与忧惧
对警察的期望与忧惧
19世纪初,英国有人建议成立一支职业警队,遭不少国民反对。他们担心中央政府一旦拥有武装警队,自由就会受到剥削。有些人更害怕,警队最终会成为政府的特务机关,像约瑟夫·富歇在法国所组织的秘密警察一样。尽管这样,他们不得不想想:“不设立警队,我们又可以怎么办?”
那个时候,伦敦是世上最大、最富裕的城市。可是,罪案激增令市内生意大受影响。尽管当时有人自愿巡夜,也有私营的伦敦鲍街巡捕队对付贼匪,可是市民的生命财产仍然得不到保障。克莱夫·埃姆斯利在《英国警察与政治及社会的历史关系》评论说:“后来,民众越来越觉得,文明社会不应该容忍罪行和动乱。”因此,伦敦居民只得往好的方面想,支持由罗伯特·皮尔爵士领导,建立一支职业警队。1829年9月,身穿制服的首都警察开始在伦敦街上巡逻。
自有警队以来,人们的心情就一直十分矛盾:既充满期望,又难免担心。他们期望警察有能力维持治安,又担心警察滥用职权。
美国警察的诞生
在美国,纽约是第一个拥有职业警队的城市。随着人民财富日增,罪案也同样激增。到了19世纪30年代,大众化的一便士报纸问世,家家户户都能读到耸人听闻的罪案。由于老百姓对罪行激增的抗议声音越来越大,纽约警队终于在1845年成立起来。从那时候起,纽约和伦敦的居民一直仰慕对方的警队。
英国人担心政府会利用武警来达到非法的目的,美国人也一样。可是,两国想出的解决方案却各有不同。这边厢,英国人要他们的警察一派绅士打扮,身穿深蓝制服,头戴高顶礼帽,手拿不起眼的短警棍。时至今日,除非形势严峻,否则英国警察仍然是不佩枪的。然而,一份报告指出警察局长们也认为,“这是大势所趋……英国最终会有一支全副武装的警队,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”。
那边厢,美国人唯恐政府滥用权力,所以通过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,赋予“人民携带和持有武器的权利”。结果,警察也要求佩枪。后来,警匪对垒往往演变成街头枪战,公众更加见怪不怪了。美国人对携枪有自己的看法,是因为美国设立第一支警队时,情况跟伦敦大为不同。当时,纽约人口激增,市内秩序混乱。1861至1865年间,美国爆发内战。内战开始不久,数以万计的移民涌入纽约,有欧洲人,也有美国黑人,令市内的种族冲突不断加剧。纽约警方认为要维持社会治安,就得采取强硬手段。
因此,在人们心目中,警察是爱不得,却又少不了的。为求社会安宁,治安良好,他们甚至愿意容忍警察在执法期间偶尔有过火行为。然而,另一种警察却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冒出来。
可怕的警察
19世纪初,在现代警察制度发展初期,世界大部分人口都受欧洲不同帝国所统治。总的来说,欧洲警察要保护的是统治阶层,而不是平民百姓。就以英国为例,尽管他们极力反对在本土设立武警,但对于设立武警来管治殖民地,却毫无异议。罗布·莫比在《世界警队面面观》指出:“在殖民地武警史上,警察粗暴横蛮、贪污舞弊、滥用权力的例子比比皆是。”这本书同时指出,虽然殖民地政府的警察对人民有点好处,可是他们却“为世界各国竖立了一个错误的形象:警察是为政府效力的,不是为人民服务的”。
暴虐的当权者为防止人民造反,往往利用秘密警察,暗中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。为了搜集情报,秘密警察不择手段,甚至以酷刑逼供。被政府怀疑是颠覆分子的人不是被暗杀,就是未经审讯就被逮捕、监禁。纳粹党有盖世太保,苏联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(简称国安会),东德有国家安全局等等。东德的国家安全局为了控制全国1600万人口,雇用了10万名警察,和也许多达50万的密探。他们日夜不停地窃听私人电话,全国三分之一的人都被记录在案。约翰·凯勒在《国家安全局》指出:“国家安全局的人无所不用其极,也无所顾忌……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士,包括教会高层,全都是向国家告密的人。他们的办公室和告解室,到处都装有窃听器。”
然而,可怕的警察不单在暴虐的政权下才找得到。在世界一些大城市,警察也因为执法时过分使用暴力,对待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时尤其肆无忌惮,而引起公众恐慌。关于洛杉矶一宗广为人知的丑闻,一份杂志评论说,事件显示“警察滥用职权问题严重,目无法纪的程度是前所未见的,难怪有个新词流传坊间,就是:流氓警察”。
因此,各国政府都在伤脑筋:该怎样改善警队的形象呢?不少警队正大力强调,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公众服务。
对社区警察制度的期望
今天,日本传统的社区警察制度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兴趣。这种制度通常由十来个警察驻守一个小型警署,轮流当值。一位侨居日本多年,研究犯罪学的英国讲师费兰克·利什曼评论说:“这些警察待人真诚,乐于助人,一时传为佳话。他们引领问路
的人,找到日本那些无名的街道;在下雨天,把无人认领的雨伞发给过路的人;帮助喝醉的白领工人赶上最后一列回家的火车;还为街坊邻里解答‘疑难’,指点迷津。”日本街道十分安全是人所共知、叫人羡慕的,社区警察实在功不可没。那么,这种模式在别处也同样可行吗?一些研究罪案的专家认为这种模式值得各国参考。现代通讯发达,反而使警民关系疏远了。今天,在不少城市里,警察大都在紧急事故发生时,才奉召到场。这样看来,警察本来要在巡区内防止罪行的角色就淡化了。有鉴于此,设立街坊纠察队的概念再次大受欢迎。
街坊纠察队
在威尔士做警察的杜伊说:“这个安排果然奏效,罪案确实减少了。街坊纠察队使邻里学会守望相助。我们组织一些集会,让左邻右里互相认识,交换姓名和电话号码,听听怎样防止罪案发生。这个安排很好,因为我们再次体验到同舟共济的社区精神。今天,人们甚至不知道邻居是谁。这个安排十分奏效,因为能提高大家的警觉。”再说,警民关系也大大改善。
另一方面,警方也鼓励属下多点同情和关怀受害人。荷兰一位专门研究罪案受害人心理的扬·范登戴克评论说:“警察必须明白,他们对待罪案受害人的态度,跟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一样重要。”在许多国家,警察根本不把家庭暴力和强奸看作严重罪行。罗布·莫比指出:“虽然近年警方对这类案件的态度大有改善,但进步的余地还有不少。”此外,各国警队在避免滥用职权方面,总有可以改善的地方。
贪污腐败令人忧惧
警察贪污受贿的报道频频传来,使人不禁怀疑,依靠警察保护是否有点天真。事实上,从警察制度设立以来,警察贪污的新闻就一直时有所闻。《纽约市与纽约警察》就1855年市内情况有以下的评论:“不少纽约居民发现,谁是歹徒,谁是警察,越来越难
分辨了。”邓肯·格林在《拉丁美洲面面观》报道,当地警队“问题多多:贪污腐败、治安不力、侵犯人权,什么都有”。在一个拉丁美洲国家,一支1万4000人的警队的人事总管说:“警察每月薪金不到100美元,你可以对他有什么要求呢?如果有人向他行贿,你想他能抵受得住引诱吗?”贪污受贿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呢?答案也许因人而异。在十万人口的北美城市,一个做警察多年的人说:“照我看,树大必有枯枝,害群之马是有的,可是大部分警察还是老实人。”可是,在另一个
国家,一个当罪案调查员已有26年的警察却有不同的意见。他说:“我认为贪污受贿的问题十分普遍,比比皆是。廉洁的警察少之又少。如果警察搜查遭盗窃的住宅时找到一些钱,他大概会据为己有。如果寻回贵重的失物,他也会私吞一部分。”为什么有些警察会执法犯法呢?有些警察起初也许是品格高尚的,后来却因为同僚贪污,抵受不住引诱,或者因为常常接触歹徒,不知不觉受堕落的思想熏染。芝加哥一个巡警在《警察的体验》中说:“警察经常接触不法之徒,对犯罪勾当耳熟能详。他们常常要跟坏人周旋,天天摸到……尝到……嗅到……听到的,都离不开坏人坏事。”腐败堕落的事情接触多了,很容易会耳濡目染。
警察为公众提供的服务虽然十分重要,可是跟理想还差得很远。展望未来,会有更好的前景吗?
[第8,9页的附栏或图片]
“英国警察真了不起!”
虽然维持警察队伍开支庞大,英国却在很早以前已经拥有一支职业警队了。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有效率、有组织,好像他们的驿站马车一样。英国的驿站马车效率相当高、十分准时。1829年,内务大臣罗伯特·皮尔爵士说服英国国会通过议案,成立伦敦首都警察部队,总部设于苏格兰场。起初警队致力扫除酒徒闹事、打击街头赌博活动,但得不到市民的支持。可是,随着时间过去,他们却深受大众所敬爱。
1851年,伦敦举行大型博览会,邀请世界各国前来参观,一睹英国工业界的成就。伦敦街头秩序井然,醉汉、妓女和游民销声匿迹,教游客叹为观止。能干的警察疏导人潮,替游客挽行李,截停车子让行人过路,甚至协助老婆婆上计程车。难怪本地人和游客都对他们赞不绝口,说:“英国警察真了不起!”
英国警察打击罪行成绩斐然,以至切斯特的警长在1873年说,终有一天犯罪活动会在英国绝迹!与此同时,警队也着手开办救护和消防服务。他们筹办慈善活动,为贫苦大众提供鞋和衣物;成立各种男童学会,安排远足郊游,开办度假村等。
当然,新成立的警队也有不守纪律的问题,包括贪污受贿,滥用权力。但大部分警察都尽量少用武力来维护法纪,他们为此感到自豪。1853年在兰开夏郡的威根,罢工的矿工引起骚乱,警察到场维持秩序。当时的警官勇敢果断,虽然手下只有十名同僚,却坚拒使用矿场主人的武器来对付矿工。赫克托·麦克劳德的父亲是个警察,他自己也在1886年加入警队,当时他收到一封信,提醒他警察应有的精神和态度。《英国警察》一书引述这封信说:“你对群众苛酷不仁,只会失去他们的信任……我们既是社会的公仆,授命为市民服务,就该以大众为先。我们不仅要服从上级,也有责任和市民保持良好的关系。”
海登是个退休督察,曾任职伦敦首都警察厅。他说:“上司常常教导我们,要事事保持克制,因为成功的警队有赖社会的支持。警棍是迫不得已才使用的,而大部分警察根本没有用过。”《警民一家亲》是一部广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,在英国播放了21年。故事讲述一个叫狄克逊的警察,他为人敦厚,熟悉巡逻区内的每家每户。这部电视剧也许能激励警察待人正直、友善亲民;无论怎样,它肯定激发了国民对警察的敬爱之情。
英国人向来以国家自豪,对政府推崇备至。进入20世纪60年代,人们的态度开始改变,处处对政府权力提出质疑。到了70年代,警察为了争取公众支持,组织街坊纠察队,可是由于内部出现种族歧视,贪污丑闻不绝,警队的形象已大受损害。最近,他们又被指种族歧视,伪造证据逼人招供,这促使警方正视有关问题,认真作出改善。
[鸣谢]
上图:http://www.constabulary.com
[第10页的附栏或图片]
纽约市创奇迹?
只要警方作出努力,严厉打击犯罪活动,往往能取得令人鼓舞的佳绩。许多年来,纽约一直被视为世上极危险的城市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,警队士气低落,看来对于罪行激增已束手无策了。财政拮据迫使市政府冻结警察的薪酬,并削减人手。毒贩乘虚而入,掀起了血腥暴力的狂潮。市中心贫民区的居民每晚都要在阵阵枪声中入睡。1991年,纽约市发生多场引人注目的种族骚乱,连警队也组织了抗议行动,大声疾呼,宣泄苦情。
其后,一名新警长为求提高警队士气,经常跟手下开会,分析每个巡逻区的情势,共商对策。詹姆斯·拉德纳和托马斯·里佩托在《纽约警察》中说:“警长和毒品调查局局长以前甚少露面,连巡逻区的指挥官也只能从报章得悉他们的事。现在他们大家却一同开会,有时会议还长达数小时。”罪案数字开始急剧下降。据报,谋杀案从1993年的近2000宗锐减至1998年的633宗,创下35年来的最低纪录。纽约市民认为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。过去8年间,警方收到的报案数字大幅减少百分之64。
警察当局取得这么骄人的成绩,有什么秘诀呢?2002年1月1日的《纽约时报》认为,关键之一是利用电脑作对比分析,“这个系统对区内每周的犯罪记录进行分析,有助及早遏止犯罪活动”。一位前警察局长伯纳德·凯里克说:“我们分析歹徒犯案的地区、犯案的原因,然后重新部署,把人手和资源调配到罪案黑点,在区内加强巡逻。这样,罪案也会相应减少。”
[第7页的图片]
典型的日本警署
[第7页的图片]
香港的交通警察
[第8,9页的图片]
英国警察在球赛举行地点维持秩序
[第9页的图片]
警察协助交通意外的伤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