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20世纪20年代，我的父母结婚前认识了真理。我在1939年出生。我小时候，我们一家人住在英国。我常常跟父母一起参加基督徒聚会，后来还报名参加传道训练班。到今天我还记得第一次做课堂练习的情景，我要站在一个箱子上才能看到讲台前面的听众。当时我只有6岁，看着这么多大人，紧张得不得了。

我爸爸把一个简单的介绍词打印在卡片上，让我传道的时候带着。我8岁时，第一次一个人去敲住户的门。没想到住户读了卡片之后，马上接受了《以上帝为真实》这本书。我兴奋极了，立刻跑去告诉爸爸。参加传道和聚会让我非常开心，也让我开始想全时为耶和华服务。

爸爸帮我订阅了《守望台》之后，我就越来越爱真理了。每期的杂志都让我爱不释手。随着我对耶和华的信心越来越强，我决定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他。

1950年，我们一家人作为大会代表去纽约参加“神治国的扩展”大会。8月3日星期四的主题是“特派传道员之日”。那天，后来成为中央长老团成员的凯里·巴伯弟兄发表了浸礼演讲。在演讲的最后部分，他问了打算受浸的人两个问题。我站起来大声说：“是！”当时我虽然只有11岁，但也深深意识到这是我人生重要的一步。 可是我还没学会游泳，所以很怕下水。我叔叔陪我走到浸礼池，还告诉我不用担心。果然，我的脚还没碰到池底，浸礼就结束了。一个弟兄为我施浸后，另一个就马上把我抱出浸礼池。从那天开始，耶和华就一直修直我的路。

我快毕业的时候很想做先驱，但老师劝我要追求高等教育。我在压力下屈服了，开始上大学。不过，我很快发现自己没办法既专注于学业，又保持坚定的信心，所以我决定退学。我向耶和华祷告，然后用得体的措辞写了一封信申请退学，并在第一年结束时离开了大学。之后，我全心信赖耶和华，马上投入先驱工作。

1957年7月，我在一个叫韦灵伯勒的小镇开始做先驱。我请伦敦伯特利的弟兄给我推荐一个有经验的先驱做同伴。后来，伯特·韦西弟兄成了我的同伴。他非常勤奋，是我的好老师，帮助我学会好好规划传道时间。除了韦西弟兄和我，会众里只有六位年长的姊妹。我要为所有聚会做好准备并参与聚会节目，这让我有很多机会表达信念，也加强了我对耶和华的信心。

后来，我因为拒绝服兵役被监禁了一段时间。获释后，我认识了一个叫芭芭拉的特别先驱。我们在1959年结婚，我们俩都很愿意接受组织的委派，去任何地方服务。我们先被派到英国西北部的兰开夏郡。后来，在1961年1月，我受邀去伦敦伯特利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王国职务训练班。没想到课程结束后，我受到委派去做分区监督。于是，我去伯明翰市待了两个星期，接受一位有经验的分区监督的培训。芭芭拉也跟我一起去了。然后我们回到兰开夏郡和柴郡，开始分区探访的工作。

1962年8月，我们在度假期间收到分部的一封信，信里附上了两份基列学校的申请表。芭芭拉和我恳切祷告后，就把申请表填好，马上寄回分部。五个月后，我们前往纽约布鲁克林参加第38届基列学校，接受十个月的圣经教育课程。

在基列学校，我们不但加深了对圣经和上帝组织的了解，也更深入地认识我们的弟兄团体。我们当时才二十几岁，从同学身上学到了很多。我很高兴每天都跟一位导师一起工作，他是弗烈德·鲁斯克弟兄 。他教给我的重要一课，就是提出劝告时一定要按照正义的标准，也就是要有圣经根据。来授课的一些弟兄是特别有经验的，比如内森·诺尔、弗德烈克·法兰兹和卡尔·克赖恩。我们也从谦卑的亚历山大·麦克米伦弟兄身上学到很多。他在课堂上帮助我们看出，在1914到1919年初这段考验的时期，上帝一直在指引他的子民。

课程快结束时，诺尔弟兄告诉我和芭芭拉，我们会被派到非洲的布隆迪（蒲隆地）。我们马上跑去伯特利的图书馆查找《年鉴》，看看当时布隆迪有多少传道员，但没想到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任何资料。原来我们要去的是一个从未开发过的地区，要去我们一无所知的非洲。我们真的很紧张，很担心！但向上帝恳切祷告后，我们就冷静下来了。

在布隆迪，什么都不一样。不论是气候、文化还是语言，都是我们不熟悉的。我们要学法语，也要自己找住的地方。我们到达后两天，基列学校的同学哈利·阿诺特在回赞比亚（尚比亚）途中来看我们。他帮我们找到的公寓，后来就成了第一个特派传道员之家。当地政府完全不认识耶和华见证人，很快就开始反对我们。我们才刚刚适应了新岗位，官员就告诉我们，如果没有工作许可证，我们就不能继续留在那里。很可惜，我们不得不离开布隆迪，前往另一个国家，也就是乌干达。

我们当时没有乌干达的签证，虽然有点担心，但还是决定信赖耶和华。有个在那里服务的加拿大弟兄帮我们向移民官解释情况，于是这个官员给了我们几个月的时间申请居留证。这让我们看出，耶和华真的在帮助我们。

 乌干达的情况跟布隆迪很不一样。全国虽然只有28个耶和华见证人，但传道工作已经在这里展开了一段时间。地区里有不少说英语的人，但我们很快发现，我们要学会至少一种当地的语言，才能帮助感兴趣的人进步。我们传道的地区在坎帕拉一带，当地人大多说卢干达语，所以我们决定学习这种语言。我们学了好几年才说得比较流利，但这真的让我们的传道工作变得更有成效了！我们更明白圣经学生需要在哪方面继续学习和进步，而这些学生也开始对我们敞开心扉，说出他们对学到的内容有什么看法。

能找到又谦卑又喜爱真理的人，让我们感到非常快乐。后来，我们受委派在全国做探访工作，这更让我们喜出望外。在肯尼亚（肯亚）分部的督导下，我们开展了“侦察之旅”，看看哪里需要派一些特别先驱去开发。我们常常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招待，他们虽然从没见过耶和华见证人，却非常欢迎我们，还请我们吃饭。

后来，我开始了另一种旅行。我从坎帕拉出发，坐两天的火车前往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，然后搭船去塞舌尔（塞席尔），探访这个在印度洋上的群岛。之后从1965年到1972年，芭芭拉也跟我一起定期探访塞舌尔。那里最初只有两个传道员，后来有了一个小组，之后还成立了一群欣欣向荣的会众。另外，我也去了厄立特里亚（厄利垂亚）、埃塞俄比亚（衣索比亚）和苏丹，探访那里的弟兄姊妹。

在乌干达，一场军事政变过后，局势变得动荡不安。那段艰难的日子让我学到，按照圣经的吩咐去做是最明智的，也就是“属于凯撒的要给凯撒”。（马可福音12:17）有一段时间，政府要求所有外国居民到离家最近的警察局登记，我们马上这样做了。几天后，我和另一个特派传道员开车经过坎帕拉，便衣警察过来盘查我们。当时我们很害怕，心都快跳出来了。他们说我们是间谍，把我们押到警察总局。我们解释自己只是来教人圣经的，不会参与政治活动，还说我们已经按照规定登记了，但他们不相信。后来，全副武装的警察把我们押送到特派传道员之家附近的警察局。还好，那里的警官认出我们，记得我们已经登记过了，就下令把我们释放。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！

在那段时期，我们常常遇到军人设下的路障，还有喝得醉醺醺的士兵。每一次遇到这些惊险的情况，我们都会祷告，之后内心就会感到平静，士兵也会给我们放行 。很可惜，在1973年，政府下令所有特派传道员都要离开乌干达。

于是，我们的岗位又改变了。这一次，我们被派到西非的科特迪瓦（象牙海岸），要重新适应新的文化，整天都要说法语，也要跟来自不同国家的特派传道员一起生活。不过，我们看到谦卑诚恳的人对好消息的反应很好，这让我们再次体验到耶和华的帮助。我跟芭芭拉都感受到，只要我们信赖耶和华，他就修直我们的路。

后来，没想到芭芭拉患了癌症。我们多次回欧洲接受治疗。到了1983年，我们知道不可能继续留在非洲服务了，这真的让我们很难过！

我们在伦敦伯特利服务期间，芭芭拉病得越来越重，最后过世了。伯特利家庭给我很多支持和鼓励。有一对夫妻对我的帮助特别大，让我可以适应丧偶后的生活，继续信赖耶和华。后来，我认识了一个很爱耶和华的姊妹，她的名字是安。当时她通勤来伯特利服务，以前做过特别先驱。我们在1989年结婚，然后一直在伦敦伯特利服务。

从1995年到2018年，我有幸做总部代表（旧称海外特访监督），探访了差不多60个国家。我清楚看到，在每个地方，在各种情况下，耶和华都赐福给他的子民。

2017年我们探访了非洲，我又回到老地方了。那是安第一次去布隆迪。看到那里的传道员数目有惊人的增长，我们都非常振奋！记得在1964年，我曾经在一条街上逐家逐户传道，现在那里有了一个漂亮的伯特利。目前，布隆迪的传道员已经超过了1万5500人。

2018年，当我知道要去探访哪些国家时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因为其中有科特迪瓦！到了首都阿比让，我觉得就像回到老家一样。在伯特利的房间里，我看了看电话簿，发现住在隔壁的是索苏弟兄。记得当年我在阿比让的时候，他是城市监督。但原来我错了，这不是我认识的索苏，而是他的儿子。

毫无疑问，耶和华一直信守承诺。我从自己经历过的种种困难中清楚看出，只要我们信赖耶和华，他真的会修直我们的路。现在我们满怀期待，继续走前头的路，深信这条通往新世界的路一定会越来越亮。（箴言4:18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