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3年，弗兰克·赖斯请北苏拉威西省的本地人特奥多罗斯·拉图（以下简称特奥）帮忙管理雅加达的存书仓库。特奥说：“我对上帝王国的工作很有兴趣，所以开始和赖斯弟兄一起传道。后来我加入比尔·亨特的行列，前往到爪哇传道，也成为散布亮光者号的一员，和他们开船到苏门答腊传道。”特奥是最早接受真理的印尼人，他在爪哇、北苏拉威西和苏门答腊做了几十年的全时传道员。

第二年，比尔·亨特把一本《死者在哪里？》的册子送给住在雅加达的学生费利斯·陈。费利斯回到西爪哇省万隆的老家，也把册子拿给多多，他的弟弟看。他们从册子看出人类的始祖亚当没有 不死的灵魂，都感到非常惊讶。（创世记2:7）他们属灵的胃口大开，渴望知道更多关于上帝的事，就走遍万隆的旧书店，希望 能找到更多守望台社的出版物。费利斯和多多也跟家人分享学到的知识。他们很快就把所有找到的书刊和册子看完，于是写信给雅加达的存书仓库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弗兰克·赖斯居然登门造访，还带来许多新的书刊，让他们大受鼓励。

赖斯弟兄回到雅加达之后不久，新婚的克莱姆和琴恩·德尚前往万隆，在那里待了15天。费利斯回忆说：“德尚弟兄问我们想不想受浸，结果我们全家四个人，多多、妹妹约瑟芬、妈妈和我都献身事奉耶和华。” a 受浸之后，费利斯一家参与了德尚夫妇长达九天的传道活动。克莱姆教他们使用见证卡传道，见证卡上以三种语言传递简单的圣经信息。万隆小组很快就成为印尼的第二群会众。

印尼的传道工作进展迅速，引起了教士的注意。教士和同伙投稿给报社，批评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和传道工作。宗教部的官员看了这些文章，就要求弗兰克·赖斯前来答话。官员对弗兰克的回答感到满意，准许传道工作继续进行。 b

1930年代早期，大部分殖民官员都对传道工作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，但随着纳粹德国在欧洲扩张势力，一些官员，特别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开始改变态度。克莱姆·德尚回忆说：“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海关人员把运来的书全都没收了，借口是书里含有对纳粹主义不利的言论。我向海关投诉时，和我们作对的官员刚好休假，另一个非天主教的友善男子代理他的工作，他趁机将没收的书刊还给我们，说：‘趁负责的人不在，快点把书带回去！’”

琴恩·德尚说：“另外有一次，官员坚持要我们删除《仇敌》书里面的两张图片。他们反对两张画有缠绕的蛇（撒但）和酒醉娼妓（错误宗教）的漫画，两者都头 戴主教的高帽。 c我们决心要把这些书分发出去，所以三个人就在炎热的天气下，坐在码头边，打开上千本书，把画有教宗帽子的图片一一涂黑。”

当时战争在欧洲一触即发，我们的书刊还是勇敢地揭穿教会的伪善和介入政治的行径，结果引发教会的不满，他们就向当局施压，禁止我们的传道工作，许多圣经书刊也被列为禁书。

不过，弟兄们勇往向前，继续传道工作，并善加利用澳大利亚运来的印刷机。（使徒行传4:20）琴恩·德尚说明他们当初的一个策略是：“我们每印刷一本新的 册子或杂志，就必须提交一个副本给当局批准。所以我们在每周开始时印刷书刊，并把这些刊物分发出去。然后在那周快结束的时候，把副本送到总检察长的办公室。书刊一旦被否决，我们就难过地摇摇头，然后冲回印刷间准备印下周的书。”

分发被禁书刊的弟兄姊妹经常和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举个例，当哈里斯·查尔斯在东爪哇省谏义里传道时，突然被当地的警察叫住。

警察说：“我找了你一整天！我要去拿你们的禁书清单，你给我等着！”

查尔斯说：“我趁警察回家找清单的时候，偷偷把禁书藏在大衣的暗袋里。他一回来，我就拿给他15本没有被禁的册子，结果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掏钱拿走这些册子。之后，我就到街的另一头分发禁书。”

第二次世界大战袭卷欧洲，从荷兰运送书刊到印尼的安排因而中断。不过，弟兄早就预料会有麻烦，因此小心地在雅加达找了一间广告公司，透过他们来印刷杂志。第一期印尼语的《安慰报》（现在的《警醒！》杂志）在1939年1月问世，紧接着又发行印尼语的《守望台》。弟兄们买了一台小型印刷机，开始自己印刷杂志。1940年，他们获得一台从澳大利亚运来的平台印刷机，就自筹经费，用来印刷印尼语与荷兰语的册子和杂志。

 到了1941年7月28日，当局终于全面禁止守望台社的出版物。琴恩·德尚回忆说：“有天早上，我在办公室里打字，突然有三个警察和一个资深的荷兰警官闯进来，警官穿戴整齐，配备徽章、白手套、配剑和羽毛帽子。我们并不惊讶，因为三天前就有来自内部的情报，通知我们书刊快要被禁了。这个警官态度傲慢，先宣读一份冗长的文件，接着要求到印刷间查封我们的出版物。但我丈夫告诉他，他慢了一步，那些书早在前一天就卖光了！”

不过，圣经并没有被禁，所以弟兄们就用圣经继续挨家挨户传道，主持圣经课程。但战火在亚洲一触即发，外国的先驱接获指示，就一一返回澳大利亚了。